本文作者:文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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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我昨天和今天的阅读摘要。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首先，来自 FT 中文网的一篇文章，澳门大学社会学系郝志东教授所写的《从中国到英美：也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引了几段很值得思考的，最后一段尤其值得看看。之前思考南海争端时，我曾想过这个问题。作为普普通通的人，指点江山时，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吧，我倒是希望我们真能做到“联合起来”，实现“因特纳雄耐尔”。

李江说，在这里，人们看不到“公民直面国家、社会、社区存在的问题，并致力于改善家园”。人们看到的是“一番宏大的道德宣言，一碗精致的心灵鸡汤”，“对身边的不义”则“视而不见麻木不仁，而对千里之外的‘敌人’张牙舞爪义愤填膺”。

“民族主义的危险在于把民族国家的利益视为最高价值”，而不问“民族或国家利益与个体公民的利益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是否存在独立于个体公民利益的民族利益？”如果国家利益是公民利益的总和，那么人们应该问公民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公民的福祉，比如自由、民主、公平、公正这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得到保障。那些以爱国的名义、以狂热的举动来宣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的人，并不是真正的爱国。

台独和港独，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宣言，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但是它们所代表的是一种政治诉求，是需要认真面对、认真解决的政治诉求。只是如何解决，需要人们思想的转变与利益的博弈。这种转变，是要向与这种民族主义思潮相对的世界主义精神(cosmopolitanism)的转变。美国民主党所倡导的就是一种类似世界主义的精神，即包容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族，保障国家安全、人民幸福，保证社会的民主、自由、公平、公正，而不是一种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真正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宪政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即践行宪法所规定的普遍性原则的民族主义。

更应该奉行的民族主义则是既强调集体/民族的利益，也强调个人权益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是哈贝马斯所讲的宪政爱国主义，也即强调普遍的原则与价值，既不单纯是个体的权益，也不单纯是集体的权益，而是应该强调两者并重的民族主义…… 人们应该考虑的是个人权益和集体权益的并重，而不是只考虑集体权益，国家利益，不考虑个人权益。就南海、东海的问题来说，个人族群民族主义会要求冲突各方都考虑到对方的利益，同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样是世界主义的视角。

第二篇是搜狐文化对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刘擎的访谈记录，《“中国模式”和全球化下的怪异图景》。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是全球的精英阶层，这就造成了贫富差距的加剧，但反讽的是，这个趋势并没有使得马克思所期望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而导致了全世界和底层人民之间的分裂。

在全球寡头精英受惠的同时，全球化对于不同国家的底层和中产阶级具有不同影响，简单地说，发展中国家的中下层虽然受到剥削，但他们经济状况获得了明显的改善。新兴经济体的劳工，他们当然没有达到满意的生活状况，但是他们比以前的状况是更好了。而在发达国家，中下层在全球化过程中很难保持原有的经济水平，甚至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化，许多人感到他们境遇更差了。所以全球性导致一个很怪异的现象：全世界精英联合起来了，但中下层的人民分裂了。

民族主义的危险在于把民族国家的利益视为最高价值，但往往对是什么“国家利益”本身缺乏真正深刻的理解和把握，而且常常塑造尚武精神，走向具有攻击性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也是一种话语建构，因此也必须服从话语本身的内在要求，那就是理由和辩论。

新加坡与中国

来自 FT 中文网的文章，李佳佳的《新加坡模式，过时了吗？》。建议直接读原文。

“新加坡模式”的核心被认为在于其治理模式证明了威权政治并不必然导致腐败，相反其严格和高效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还是一件好事。简而言之，在中国官方眼中，学习新加坡模式即为学习“现代化威权（authoritarian modernity）”。其中最令他们感兴趣的三个基本元素在于：惩治腐败、增加政府专业性以及更好地回应民意。

大多数新加坡民众和中国人有着高度相似的处世哲学：只关心个人财富和生活水准，而非常小心地避免牵涉进敏感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议题…… 笔者的一位新加坡朋友这样概括：“大多数人在这儿过着富足的生活，这使得他们忘掉或者根本不在乎那些所谓的个人自由”。

某种程度上，“恐惧的气氛”（Climate of fear）在这两个国家中或明或暗却无处不在地发挥着影响，使得人们觉得为了个人自由抗争公权力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这种气氛最直接的后果是个人言行的自我审查。不过必须指出，在过去十年中，新加坡的情况有相当大的改观，日渐强大的政治反对党和崛起中的公民社会是两个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以上是今天最新的阅读。接下来是 1510 周刊第二期时的一些记录。

关于税收

最近，先是网传“12 万高收入群体”，接着有“专家”出来辟谣，紧接着新京报又刊文指出，通过计算，“不管有关部门是否愿意承认‘12万元’，但我们国家的统计结果和税制设计都和12万元有着或明或暗的关系，这可以说是一个实际上的收入标准线。” 这脸打得很厉害。

来看看这篇文章，《关不羽：隐形税——馒头税里的迷中迷》。2011 年馒头税是怎么回事呢？实际是不过是通常所说的“增值税”而已，只不过有点高，税率达到 17%。具体情况不多辨析，感兴趣的回头可以自行搜索。

要么建成一个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要么建成一个低税收低福利的国家，都合乎情理，其中的选择跟着民众心理预期走，根据民众的生活经验调整。税收政策与公共支出的关系在透明、合理的博弈平台上谈，能“沸腾”到哪儿去？“沸腾”又有什么可怕的？反正恰恰是长期处于高税收，低福利的本国要“隐形税”保驾护航才能避免“举国沸腾”。

此文还有一些妙句，暂且不分享了。

说说个税。纳税自然是义务，但就目前而言，存在严重的权利义务不对等问题。且不说我们对税收的去向所知甚少，那些在大城市打拼的工薪阶层，到底有多少人享受到应有的公共产品呢？

关于律师传统

接下来是傅国涌的《追寻律师的传统》一文。

插一句，前段时间重温《走向共和》时，其中也出现了两段和律师有关的。一段是袁世凯应对朝庭调查，有些滑稽，也有点黑袁世凯的味道，且按下不论；一段则是举世闻名的“宋教仁案”，那一句“传中华民国总理赵秉均”，真是有力！

且说在宋教仁案外，民国史上尚有两个著名案件。前一件是末代皇帝溥仪与淑妃文秀之间的离婚案，当时影响颇大；后一件则是陈独秀“危害民国案”，其中章士钊“政府非国家”的辩护词流传至今。关于后面这件案子，傅国涌的文章中是这样说的：

这场法庭内外的论战，不仅凸显出当年律师的风采，更让后人感的是章士钊的辩护词和陈独秀的自辩词，当年一经出版，就被一些大学的法学院列为了必备的参考书。我们从中可以深刻地体悟到，律师不是孤立的，没有新闻界、出版界、教育界等领域存在的正气，没有社会各层面的合力，无论是多么有胆气、有职业水准、有道义追求的律师也不太能有什么作为。换言之，没有社会大舞台上的各种角色，律师不可能单独演 出精彩的活剧。章士钊律师的辩护未能改变国民党方面对陈独秀的审判结果，但他维护了法律和律师的尊严。

至于今日，不待多言。毕竟传统在那里，毕竟我们不缺乏有信仰的人。

民国、共和、宪政

袁伟时的《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民初宪政》很细心地分析了民国初宪政失败的原因。前面提到的电视剧《走向共和》出来之后获得很多赞誉，但在民初一系列历史事件的表现上，似乎还是离真相很远。百年之后回头看那时，唯有扼腕。

武装革命——以暴易暴，只能实现权力转移，不是清除污秽的手段。政权易手，新官上任，过不了多久，贪污腐化，必然浮现。人性使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除了分权制约、民主监督和法治以外，没有其他可以根治的有效药方。民主、法治自身有强大的纠错能力，离开
这个机制，必然走入歪门邪道。说中国人素质低下不能实行民主的花腔，已经唱了一百多年了。正本清源，其实是掌权者迷恋手中权力而制造的烟雾。

接着看章立凡的《辛亥百年——还在走向共和》。章指出：

社会革命（或曰社会变革）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质变，若操切为之。则不仅社会无法承受，政治革命本身也会变质。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误区，恰恰在于将两种革命同步进行，且以为“革命”二字能解决一切问题。

针对洋务运动以来，国人孜孜以求的“现代化”，章立凡老师说：

将现代化解读为工业化，有意无意地忽略现代性，是从清末洋务派到当代主流政治家的一个习惯误区。现代性作为社会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是各发达国家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从清末的“中体西用”到当今的“中国模式”，对现代化的解读仍十分粗陋，对现代性的认识则更为肤浅。

文明

吴介民的《文明匮乏的焦虑》一文从十九、二十世纪法国、德国文明说起，一直聊到“中国新富阶级一面过着豪奢生活，一面担忧自己不够优雅文明”。文章提到，“即使已经崛起成大国……还在担忧着自己的国家是否被世界上其它成员认真地视为「文明国家」。害怕不文明、害怕国家分裂、害怕国家不能统一……”。

「自由」，是歌德一生的追寻，晚年的歌德如此说：自由不在于不承认任何比我们地位高的人物，而在于尊敬本来比我们高的人物。因为尊敬他，我们就把自己提高到他的地位；承认他，我们就表明自己心胸中有高贵的质量，配得上和高贵人物平等。

最后一篇是一篇访谈，《许纪霖：最重要的是重建社会和伦理》。估计文章应该还能找得到，建议有兴趣好好看看，别光看标题。这里仅仅摘三段：

今天的中国，最大的乱源在人心。人们心中不存在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和是非善恶的标准，这个社会怎么可能不乱？

以前是制造了一个虚假的集体主义社会，现在重生了一个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每个人都是一个原子，互相之间没有情感，只有交易、利益。

现在的天下给人一种感觉，不是杨朱就是犬儒，最好的犬儒只是洁身自好。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社会是威权主义的温床，因为每个人都不相信别人，整个社会没有秩序，但是社会总需要秩序，大家就寄希望于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维持一套刚性的秩序才能保障每一个人的安全。

（完）

本文作者：文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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